中国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发布时间:2013-05-29

程冠军

        为了追寻儒家提出的“小康”与“大同”的美好梦想,自春秋以降的2000多年来,我们有过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但古代的所谓盛世,一般是指这个朝代具有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大、文化繁荣等主要特征,而不是完全意义的强盛。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封建时期的盛世一般都无法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另外,由于封建社会自身的局限性,任何一个朝代的盛世也无法达到“小康”与“大同”的理想境界。因此,古老的中国梦在封建帝制的时代只能成为中华民族美好的乌托邦。 
        自“康乾盛世”之后的100年间,古老的中国迅速由盛入衰,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分界线,此后的旧中国逐渐被西方列强瓜分豆剖,旧中国由此开始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可怜境地。华夏大地“黑云压城城欲催”,古老中国“长夜难明赤县天”。延续了2000多年的古老中国梦因此魂飞梦断。
        1905年7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后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救中国。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旧中国国门大开,这时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潮也开始进入中国。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第121期刊登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马克思学说,题目就是《大同学》,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大同学》顾名思义:“大同”之学。李提摩太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关于世界大同的学说,因此叫《大同学》。中国儒家所设计的“大同”社会已经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接近。“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它的形态基模来自于原始社会的原始共同体。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规律性时曾经把共产主义的产生看作是“回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古代类型的最低形式就是原始公社及其发展和变异形态,包括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过渡。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即“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它同古代共同体相比,是建立在不同的生产力基础上和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因此具有质的差别。但是,它们在社会形态上却有很大的相似性。一是生产条件的共同占有,二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始终是人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产生看作是原始共同体的回归。
        孙中山是第一次系统地接触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人。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到清政府的通缉,他先后辗转日本、美国,然后到达英国,1896年9月到1897年6月间在英国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这期间他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思,了解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由此足见马克思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对孙中山和他提出的“三民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又多次谈到社会主义,1912年10月,他应中国社会党之邀,在上海中华大戏院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专场演说,这场演说轰动了整个大上海。
        为什么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成功,因为他只是把马克思理论作为一种学说来看待,而没有把它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因此,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最终无法取得胜利,他也无法延续更不可能实现中国梦。
        除了推翻帝制之外,孙中山还有一个历史贡献,这就是他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目标。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当中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他在为兴中会起草的章程中明确提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这就是“振兴中华”这一口号的由来。“振兴中华”的目的是挽救民族危亡,这个号召虽然不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宏大,但近代以来它一直是凝聚民族精神的响亮口号,因此它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召的提出起到了积极的准备作用。从三民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振兴中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史变迁折射出一条曲折而又充满希望的复兴之路。这条复兴之路充分说明:道路选择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梦起航和成功的关键所在。

(文章来源: 理论网 2013-05-23)